不可否认，全球化本身具有产生巨大利益的力量，甚至当全球化存在着负面因素时，其诸多(也是大多数)方面受到广泛的欢迎。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即代表了一种主流进步；如果你想要有效地增长并且有效地反贫困，你就必须接受它。而且对于东亚国家来说，它们已经开始以它们自己的步调拥抱全球化了。
但是目前的现状证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那些经济利益。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它还没有达到其潜力；在另外一切地方，它实际上已经引发了贫困。甚至对于许多人来说，它似乎离未缓和的灾难更近了。
如果说全球化在减轻贫困方面没有获得成功，那么它在确保稳定方面的表现同样失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危机已经威胁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稳定。金融传染的恐惧蔓延到整个世界，一种新兴市场通货的崩溃将意味着其他通货同样下跌。在1997年和1998年，亚洲危机似乎一度构成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威胁。
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并没有在俄罗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产生预期的结果。西方人告诉这些国家，新经济体系将把它们带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贫困以及贫困增长。这里有个很好的体现数据，1990年中国的GDP仅是俄罗斯的60%，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即仅隔10年，这一数字恰好相反。
全球化的批评者们指控西方国家的伪善面目，这些批评家是对的。西方国家已经推动贫困国家消除贸易障碍，但是却要保持它们自己所设立的障碍，阻止发展中国家出口它们的农产品，由此剥夺了它们极为需要的出口收入。美国当然是首要主犯之一。但是甚至在没有感觉到有伪善的负罪感时，西方已经驱动了全球化的日程表，以发展中世界的代价确保它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
许多范例证明，如果全球化的利益没有达到所倡导的要求，那么支付的价格就会更高，比如当环境遭到破坏，当政治过程趋于腐败，当变革的迅猛步伐已经不允许这些国家设定文化变动等等。那些紧随着大规模失业而带来的危机，反过来又带来更长期的社会分化——从拉丁美洲的城市暴力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种族冲突。
外国投资也许会适得其反
从根本上说，正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人民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带来了交通运输和通信成本的显著降低，并且瓦解了商品、服务、资本、知识和跨国界的人力资源流动方面的人为障碍。而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受到国际型公司的强有力驱动，这就是我下面所要说的外国投资。
外国投资是新的全球化的一个关键部分。外国企业不仅带来了技术专长，而且加大了国内企业进驻外国市场的机会，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外国公司还能从多种来源获得融资，这在那些本土金融制度相当衰弱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在许多国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
即便如此，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其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果。当外国企业进入时，它们经常会毁灭本土的竞争者，打击许多中小企业希望发展民族产业的雄心。虽然这种忧虑是合理的，但我们同时也要记住另一个观点：沃尔玛成功的原因是它以更低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了商品。在发展中国家内，许多贫民往往只能在生存边缘度日，因此低价格和周全的服务成为了俘虏当地居民最好的杀手锏。
但是批评家们提出，当缺乏强有力(或者有效实施)的竞争法则时，在国际企业将本土的竞争者驱逐出局之后，它们将会利用其垄断地位来提高价格。低价的利益只是在短期内存在的。
外国投资更为负面的效果还在于，有些情况下，新的投资者说服(经常采用贿赂的方式)政府赋予它们一定的特权，比如说关税保护。在许多情况下，美国、法国或其他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参与其中——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强化了这种观点，即政府进行干预甚至接受来自私有部门的报酬乃是天经地义的事。
有时候还会发生政府之间相互较劲的场面。在科特迪瓦，法国电信(French Telecom)企图排除一家独立(美国的)蜂窝电话公司的竞争，并获得了法国政府的支持，而美国政府则出面声援美国企业。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政府干预超越了合理的范围。在阿根廷，某家法国公司在签署完供水设施协议之后发现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有利可图，于是希望修改协议条款，而法国政府居然也加入施压。
充斥着自我利益的“全球化”
美国在19世纪的经验为今天的全球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考，这一对比有助于描述过去的成功和今天的失败。当时，交通运输和通信的成本都在下降，以前的当地市场都得到扩展，新的国民经济得以形成，随着这些新的国民经济而来的是全球性企业，它们在全国各地做生意，但是市场并非靠自己乱糟糟地发展；政府在经济的演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今天，随着交通运输和通信成本的不断下降，以及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中人为障碍的减少，我们拥有与国民经济形成时境况相似的“全球化”进程，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尽到监督全球化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