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洲“倔强”地将难得的一票投给了电信普遍服务基金。
在向“两会”递交的一份题为《统筹考虑电信普遍服务和远程教育的实施》的提案中，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呼吁“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普遍服务基金是在竞争环境下推进电信普遍服务持续发展的最优选择。因此应该尽早建立我国电信普遍服务基金。”他还建议，在电信普遍服务基金 建立之前，可以设计一个过渡性解决方案。
同时，考虑到电信服务和远程教育的实施基础都是网络，且二者具备普及和平等的共性，雷震洲委员在该提案中建议，把两个项目基金集中使用，在实现电信普遍服务目标的同时，用远程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工程进展。
这一票的“倔强”之处在于，身为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的雷震洲明明知道，电信普遍服务基金暂告搁浅，信息产业部“分片包干”的普遍服务试点工作已经悄然启动。
普遍服务基金难产
2月20日，在京举行的“2004年中国电信业发展与政策通报会”上，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钱庭硕副司长明确表示，电信普遍服务将实行“分片包干”制。
所谓电信普遍服务，按照OECD(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是指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享受电信业务，而且业务质量和资费一视同仁。我国《电信条例》相关条款也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电信普遍服务义务。
在中国，电信普遍服务义务一直由占据垄断地位的中国电信独自承担，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是“村村通(电话)”。
后来中国电信先分拆出中国移动，后又南北分拆将北方划给网通，其间联通、铁通等新运营商也相继成立，市场逐渐形成了六个运营商并存的竞争格局。对于仍然压于一身的普遍服务义务，中国电信颇有微辞。
首当其冲的是铺设农村网络成本高，但收益极低。据悉，中国电信每年在普遍服务方面的投入都在80亿元左右。2002年，我国农话产业亏损额为9.16亿元，比2001年增长了24. 71%。这一部分亏损基本落在中国电信头上。
再加上电话初装费被取消、长途资费受到联通、网通等IP电话的严重打压，中国电信已经明显放慢了普遍服务方面的投资。电信研究院资料统计，“村村通”工程在近年的发展速度不到2%。
事实上，信息产业部从1998年就开始筹划电信普遍服务基金。2002年6月，从各国取经回来之后，信息产业部正式向财政部送达了“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为公平起见，由所有运营商出资建立一个基金，共同承担全国的普遍服务。
但这份报告显然没有引起财政部的共鸣。经多方知情人士证实，由于“财政部认为建立普遍服务基金的理由不是太充分，操作上也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案”，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已经暂时搁浅。
据电信研究院知情人士透露，信息产业部当时主张以运营商收入为标准确定资金收取额度，而财政部则担心引起电信资费的不正常波动，主张以业务量为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