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笔者对先生的《支持移动降价，反对单向收费》一文评论说《阚凯力先生，您错得有点离谱了》，感谢朋友们的帮助使得先生看到了陋文，虽然笔者的文章有不少地方对先生有失尊重，但是先生并没有在意，而是很快给予了回复，但是，也许是先生回信的时候太过“简单”了，也许是笔者太过愚钝了，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笔者还是有些不太清楚，所以再次请先生能不吝赐教。
第一，政府指导价与摸着石头过河
先生一再强调“建议执行政府指导价，在中央监管部门所制订的较宽的范围内，由各地因地制宜地制订资费，并定期进行调整。这就是说，在执行的过程中，逐步放宽指导价的范围，给企业更多的调整空间，由此向市场调节价过渡。”
还说这属于“摸着石头过河”。
所谓的指导价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的“建议价”，不要求企业强制执行，只用来引导企业的定价以及消费者的选择；另一种是要求企业强制执行的价格。从先生文中可以看出，先生的“指导价”倾向于第二种。
由此，笔者有了不少的担心，首先就是政府“指导价”可不可能出现，其次是政府指导价能不能被执行。之所以出现这种担心，首先还是出于“理论”方面的考虑，要政府来制定出一个指导价，我说的是这样一种指导价：公平合理、能促进产业健康发展、能保护消费者在电信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利益。而且，按照先生的要求，这种“指导价”还要能“定期调整”。
记得兰格在论述计划经济体制时说，政府制定的价格同样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与生产者效用最大化同时出现），得出这种价格需要政府不断的通过“试错”的方式来实现。但是兰格的问题在于其方法的可操作性，正像罗宾斯所言的那样，“在纸面上，我们能设想这个问题用一系列数学计算来求解，但是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它会需要在几百万个预计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而统计数据又根据更多百万个个别计算，到解出方程的时候，他们所根据的信息会已经过时，需要重新计算它们。”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政府来制定“指导价”的办法将需要政府部门掌握完全的信息，并有着超级计算能力，事实上，这样的政府还不存在。设置政府“指导价”要求政府能准确估算出电信企业的成本以及消费者的需求和承受能力，在中国入世的情况下还涉及到保护国有资产、民族产业的问题，我相信，虽然有着超级计算机，能制定出这样价格的政府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也不会产生，您以为呢？
对于政府指导价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指导价”的时滞问题，这个问题在任何经济调节政策中都会出现，时滞会出现在指导价制定的各个阶段，这也就是指导价往往“过时”的原因。
先生在文中也多次指出了我国电信监管部门在监管上的不足：“企业已经都降了，但监管部门偏偏坚持原有过高的‘官价’。这种做法不但不能阻止实际上的降价，反而使价格混乱，失去引导和约束、政府监管缺位。”
这正好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政府制定价格的不可行性，不论这个价格叫“政府定价”也好，还是叫所谓的“指导价”。
因此，我以为，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是不是也要“抬头看看路”啊？
第二，单向收费与手机用户使用价值
先生在论述单向收费实际是要求降低资费的时候还说“请他在下列两种资费方案中挑选一种：一、移动的主叫方和被叫方都由目前的每分钟4角降为2角；二、主叫方每分钟8角(替被叫手机出了4角)，而被叫方不付费。消费者肯定会选择第二种。”
先生还说“有的用户可能认为自己打电话更重要，更愿意为此而付费；而有的用户可能认为自己更愿意接电话并为此付费。”
先生称在考虑双向收费还是单向收费的时候，“要看两种收费方式中哪种更合理，更有利于消费者的使用，更有利于建立公平有效的竞争机制。”
对于这一问题在我早一篇文章是根本不打算讨论的，因为我个人以为它根本没必要讨论，但是既然您又再次提出了，我就不能不说了。
你用一个条件不平等的选择游戏来说明要求单向收费实质是要求手机收费降低，虽然有玩弄读者之嫌，但是却还算是能说明问题，但是您讲“有的用户可能认为自己打电话更重要，更愿意为此而付费；而有的用户可能认为自己更愿意接电话并为此付费。”以及单向收费影响了手机用户的使用价值的观点，我却不能同意了。
手机对用户的使用价值是什么？我以为是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沟通手段，而且这种沟通手段是双向的，也就是除了能提供“接听”功能还能提供“发送”功能，这就是手机的普及使得寻呼机几乎绝迹的原因，当然，这只是从使用价值角度而言的，寻呼机的灭亡还有它与使用手机价格比方面的原因。
我不知道您说有的用户可能认为自己更愿意为接电话而付费的出处是哪里？是您“一拍脑门”想出来的吗？我想，如果您能提供翔实的出处的话，比如调研报告之类的，可能才会让人信服。
我看到有人评论您这一观点的时候说：“你有事要找别人时，难道还非得要期盼别人打电话给你，然后你才告诉他一些说不定是你去求别人的信息？要照你这说法，固话用户都不用打出去了，你说可能吗？”
深以为然。还望您能解释一二。
至此，笔者还有一个不情之请，笔者曾经在第一篇文章中说“对于企业来说，降不降价要看对自己是否有利，即便降价，企业也要获得总利润、市场份额等方面的收获，如果，做不到这些，企业断不会选择降价，即便政府强制降价，那也是强扭的瓜不甜，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无法得到一些关键数据来判断移动通信降价是否合理，但是依照阚先生的身份，得到这些资料并不困难，但是先生却并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来告诉大家降价合理与否”。
但是在您的回信中，我并没有看到这一我最想看到的东西。
之所以这么想看到这些分析，是因为，笔者虽然支持移动降价，但是那只是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提出的，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电信业成长的人来说，笔者深深地希望笔者的希望同样能给降价也能为移动带来更大的收益。（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