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在2004年遇到了一堆麻烦：规模效益见底，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软肋凸显，产品因欧美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碰壁。
曾经，随着中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中国制造”就成了社会关注最多的话题。国际上有一种舆论认为，世界制造业正在向中国转移，进入了“中国制造时代”。令人担忧的是，在戴上世界“制造基地”高帽的同时，中国制造业自身存在的顽疾，正在黯淡其世界“制造基地”的光环。
成本压力普遍上升
2004年以来，中国制造业明显遭遇成本上升的压力，石油、钢铁、煤炭等原材料的大幅涨价令处于下游的制造业苦不堪言，而能源和商务成本的刚性上涨更使制造业雪上加霜，尤其是上海、浙江和广东、江苏等发达地区的制造企业。
据一项调查显示，浙江省企业的成本在大幅度上升，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基础产品涨价受到调控措施的遏制，但滞后影响存在。1~6月浙江全省能源原材料购进价格上扬12.53%；由于相当部分下游产品供大于求，同期工业出厂价格只上升4.45%，两者差距扩大到8.0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严重缺电大量侵蚀了企业利润。企业普遍启用自备柴油机发电，全年将增加成本30亿元以上；从6月15日起电价调高，浙江省上调幅度在全国最大，下半年将增加制造企业支出约22亿元；严重停电使得企业单位产品固定成本提高15~20%。
生产成本上升吞噬了工厂的利润，而工厂使用的其他原材料也在涨价。来自浙江省经贸委的统计资料显示，浙江大部分制造业都在遭受成本上升的煎熬，受成本上升因素的影响，仅以2004年上半年为例，1~6月份，30个制造业中增亏50%以上的行业有13个，增亏1倍以上的行业有8个。亏损增加较多的主要是轻工、纺织、机械和冶金行业。
作为长三角另一个制造业基地的江苏也遭遇到了相同的困境，江苏省经贸委的统计资料显示，从第二季度情况看，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幅呈下降之势，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加快。
“不仅江浙如此，这是全国普遍的情况。”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副理事于春晖教授说。
“与格兰仕做生意越来越难了”，广东东莞的一家变压器生产厂商说。他所在的公司长期为格兰仕提供微波炉的核心部件变压器，然而，2004年钢材价格上涨后，他们希望格兰仕适当提高采购价格，但格兰仕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规格改变而降低成本，但是规格是有国家标准的限制”，这家厂商的负责人邀请格兰仕的采购经理亲自到工厂去看一看。
人力成本首当其冲
2003年以来，广东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外省进入广东务工的农民工逐渐减少，而“民工荒”现象在沿海其他省份也不同程度存在。经济学家分析认为，“民工荒”现象显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正在不断上升，长期靠廉价农民工维持发展的民营企业，将不得不面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带来的挑战。
陈城是东莞一家鞋厂的老板，厂里有100多名工人，这种规模的鞋厂在当地数量众多。对于工资成本提高的压力，他感触颇深：“以前招工人是要多少有多少，但最近两年情况大有改变。制鞋是陈城的特色产业，技术要求并不高，有点资金谁都可以办鞋厂当老板。工人工资一直很低，产品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大家都还有点赚头。所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小厂变大厂，家庭作坊越来越多，工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这么多年来工人工资并没有增长，缺工也就成了必然，低工资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据陈城介绍，工人工资在企业成本中只占15％左右。他认为，现在企业要想生存下去，提高工价势在必行，但企业利润空间也随之压缩，那些利润本来就很低的小厂将首先受到冲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举了个例子：“正泰集团南存飞先生介绍说，2004年公司销售额增长三成，但利润没有寸进。请教原因，他说‘成本涨得太凶’。我请他排序，回应是：原材料第一，能源第二。我问人工成本涨了没有，南总说温州还好，但听说珠江三角洲工人难求。是的，凡价皆升，是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
“原材料、能源、土地和人工。前三项似乎容易明白，但是人工是怎样一回事？不是‘劳力无限供给’吗？怎么突然就来了‘民工荒’？深圳劳动局长曾带领几十家公司人力资源主管到四川大凉山招工，名额5000，但只招到1800余人。我6月份听到这个故事，随即在珠三角随机选取几间规模不等的工厂查证。结果是每一家都为人工问题而苦恼：不提工价，好工人要走，新工人招不来；提升工价呢，担心市场无法消化。9月份再问，大小公司都认为非提工价不可，否则没有人工可完成订单。”
在周其仁看来，这并非什么“民工荒”，而是市场选择下必须要提升工价。他说：“长三角宁波等地，夏季电力奇缺，‘停四开三’但还是劳工不够。新疆摘棉花每年招短工十数万，2004年也招不齐。北京街头，招工的小广告比比皆是。这些现象连同缺电、缺煤、缺土地等等，共同的含义是：缺量的实质是其价已经大升。”
“这意味着中国在制造业发展之路上，最重要的制造业集中地区———珠三角和长三角，劳动成本开始上涨了，这些地区投资的低成本优势已有弱化信号。”世纪联融企业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一分析，“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地点时要对比成本、生产率、与供应商和最终市场的距离以及几十种其他因素。在大部分对比中，中国制造业的排名都遥遥领先，因为中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数量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熟练工人、充足的供应商、潜力巨大的最终市场。”“然而，汇集所有这些因素成为理想制造基地的最佳场所逐渐在中国‘珍稀’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越来越高，熟练工人、尤其是管理人员供不应求，受过训练的中国本土经理人更难找了，留住他们的代价也更高了。”
据飞利浦公司称，在过去4年中，它在中国的工资成本每年增长8%以上。在通常的经济增长中，本国货币贬值会抵消一部分成本的增加，东南亚国家就普遍存在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比价贬值率大于工资增长率的情况，从而使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而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使工资的增长只能从利润中分割。
品牌缺位的OEM之困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工业生产大国。但由于缺乏技术和品牌等深层次竞争资源，中国制造业只是世界制造生产链中的重要“车间”，还远未成为“世界工厂”。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对此表示，在全球制造业的生产链上，中国企业只处在中低端，从中国的综合国力、制造业的素质和竞争能力，特别是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看，与世界经济史上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以长三角经济区的一个代表宁波为例。虽然宁波已成为全球最大的OEM基地之一，但在OEM成就了宁波制造千军万马走出去的同时，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横亘在无数的宁波企业面前。由于是贴牌生产，宁波企业的成本投入几乎最大，获取的收益却几乎最小。OEM带给宁波制造业成功和快乐，也让这些生产商们感到深深的隐痛。
宁波广博文具的总经理王利平就曾给媒体记者讲述了一段难忘的往事。几年前，王利平赶赴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一个文具产品展览会。他惊讶地发现，“广博辛辛苦苦加工的簿册、相册仅仅因为贴上了别的品牌，其售价就比原来的价格高了300%还多！”
格兰仕执行总裁梁昭贤在2005年1月初非常豪气地宣布，2004年该集团微波炉出口1300万台，同比增长30%，实现了全球五成的市场占有率，世界微波炉行业龙头的地位业已形成。而与“龙头老大”地位相称的是，它遭遇的压力也是前所未有。
格兰仕去年的微波炉出口量为1300万台，其中70万台是贴着其他品牌供应给沃尔玛的，“格兰仕在这些产品上已无利可赚”，销售总监沈朝辉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称。
副总裁俞尧昌把2004年称为“灾年”，关于这笔“灾年”账是这样算的：过去中国家电业的平均利润是3%左右，但2004年，出口退税从17%降到13%，抢了格兰仕4个亿；钢格价格平均上涨了18%，抢了格兰仕9个亿；运输改革后费用上涨了1个亿，还有不断增加的人工成本，国美、苏宁扩张后导致的格兰仕经营成本增加，以及石油电力价格的上涨，“我们每卖一台微波炉可能只有0.05%利润”，俞尧昌说。
两年前，格兰仕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沃尔玛出售简易微波炉，希望以此打开市场并向沃尔玛销售更为高端的产品以赚取利润。然而去年仅钢材价格的上涨就让格兰仕成本增加超过30%，格兰仕随即将出口产品价格普遍上调32%，却遭到了来自沃尔玛的抵制，“我们希望能够与沃尔玛谈成一个中间的上涨幅度来保证销售”，俞尧昌说。在过去的几年间，以格兰仕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企业，利用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不断提高单位生产率而获取利润。贴有GE品牌的微波炉如果在美国生产至少需要800元，而格兰仕只需要不足400元。从1996年组建海外市场部开始，格兰仕的海外销售数量以超过60%的速度增长，现在海外市场的销量已经占到格兰仕销量的70%。
然而，大规模的海外扩张已经到了危险的倾销边缘。格兰仕小心翼翼地对待海外市场，三年前，格兰仕就开始实施“适度放弃品牌战略”来规避反垄断的风险。
周边近邻跃跃欲试
目前，中国仍是国际投资者的理想选择，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仍保持在相当的水平；但随着时间推移，对劳动力的争夺就愈益强烈地推动成本上涨。
“在全球经济大比拼的时代，永远追兵四起。”周其仁把印度归为“追兵”，而这个追兵正日益显示着“不可小觑”的实力。
“印度近年取得的经济增长成绩，令世人不能不刮目相看：印度开始直追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今天再看印度，落后于中国的指标依然举目皆是，但某些领域领先于中国，例如软件出口。印度的平均劳动成本比中国更低，而其专业人才的质量又决不在中国之下。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和中国机构，对‘印度巨象’的兴趣与日俱增。”
新加坡是东南亚发展程度最高的中心，它正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其邻国的廉价劳动力。作为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另一种选择，一衣带水的印尼小岛成为以新加坡为总部或研发中心的公司的廉价厂址。在中国制造成本上涨的情况下，即使中国市场有吸引力，谨慎的公司或许也会把全部资金分散，而东南亚提供了一个新的投资场所。
在今后若干年里，世界关注的焦点仍将是中国，但东南亚各国尚未失去机会。显然，这是悬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头顶的一个变数。
张丽宾博士参与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民工短缺的课题研究报告，她举例：“现在中国服装与纺织品业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达到每日2.5~3美元，比越南每日1~1.5美元的水平高出一倍以上。甚至地处美国周边的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劳工也比我国的便宜。可以预见，十年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劳动力会比我国便宜。”
孟加拉国、越南等国成本优势突出，服装厂工人最低工资仅为45美元/月，土地、水、电等能源价格也非常优惠。据中国香港出口商指出，在越南等国开设一家1000人左右的服装厂，投资仅需要六七百万港元，而同样规模的工厂设在中国，则需投入几倍的资金。
除了邻国成本优势的崛起，美洲和欧洲一些国家也具有竞争力的成本优势。“我们的低成本优势正在被逐步削弱。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将逐渐抵消我们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低成本型的竞争对手正在不断涌现：包括亚洲市场的印度、越南、泰国、孟加拉国等，美洲市场的墨西哥，欧洲市场的一些东欧国家。”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不止一次地表示。
良方：进行产业梯度转移
上述种种事实似乎在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步丧失。难道中国制造业未来在成本方面的优势真的会完全丧失？
一项来自社科院财贸所的研究给了我们答案，这项研究表明：“我国东、中、西部的劳动力成本呈现梯度递减的特征，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变得稀缺，中西部的劳动力跟进，由此推测制造业完全可以由东向西依次发展，未来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具有发展制造业的巨大空间。”
王一赞同这样的观点，“我国传统产业引资还远没有达到饱和程度。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力成本、投资环境建设不逊色于越南、印度等地。”“今后应密切关注新兴市场国家在部分产业转移上与中国的替代竞争趋势，实施多元化引资战略，在致力于提高吸收外资技术水平的同时，充分挖掘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引资优势，针对国际产业转移中成本竞争日趋激化趋势，适时吸收部分对成本优势依赖程度较高的产业到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投资，减缓这些地区企业改制和就业压力，促进外资在产业布局、项目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在全国均衡发展。”
“目前这种将中西部劳动力与东部沿海地区资本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如果转变为将东部沿海地区资本引到中西部的模式，即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则不但会缓解‘民工荒’，还能延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促进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竞争力。”张丽宾分析。
实际上，这种产业梯度转移的过程是必然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首先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地区得到足够发展后，必然会向下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即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也是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方面是通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但更主要的，还是要依靠农村地区本身非农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城市化。
张丽宾同时指出，产业梯度转移目前还没有形成规模。她表示：“当年东部地区获得快速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提是制度成本低，市场机制相对成熟。而制度环境恰恰是中西部地区的弱势，会阻碍产业在不同地区转移的进程。另外，东部地区有相对便捷的基础设施和相对成熟的产业链，而中西部地区却不具备，这也不利于产业梯度转移。”
针对这种现状，张丽宾认为，政府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引导。她说：“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创造条件，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抓紧解决。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入，改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另一方面，要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以市场机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