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大学校长常常会遇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手中可供调遣的资源很有限，而需要人、财、物的地方却数不胜数。面对这样的困局，中国的大学校长们都在各自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今天，六位来自中国名校和世界名校的校长们在中外校长论坛上就此展开了一番对话。
哈工大 王树国 大学必须清楚自己在社会中的历史定位
作为东北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掌门人，王树国的发言显得快人快语，他表示，如果一所大学想利用好自己手里的科技资源就必须要搞清楚大学在社会中的历史定位。
他认为，大学科研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确定自己的目标，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特点和地区定位来整合自己现有的资源。目前哈工大组建了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工业技术研究院等两个整合资源的平台。科学技术研究院这个平台将只允许那些在本学科中最有优势、在国际上也能位居前列的教师和团队进入，以保证有限资源的集中利用。工业技术研究院则立足东北老工业基地，利用学校在工科方面的优势，以帮助科研成果有效地转化为工业生产。
他说，以前，一个教授搞出了一项成果，常常就让他自己去面对市场，其结果常常是把一个很好的教授培养成了一个很不成功的企业家，这对社会而言是一种损失，因此工业技术研究院就是要为这些教授和市场之间建立一座互相沟通的桥梁。
西安交大 郑南宁 不能靠围墙来开发科研资源
西安交通大学郑南宁在言谈中，很满意学校今年和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开展的一个合作项目。在他看来，大学中的科研资源怎样和社会上的科研资源联合，是拓宽大学科研资源的一个有效途径。他表示，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大学和中科院的院所之间一直联系非常紧密，但后来在科研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竞争有余、合作不足，这是对科研资源的浪费。因此如何创造一种能让双方强强合作的外部环境是关键，今天的大学不能靠围墙来开发自己的科研资源。
华威大学 范得莱德 政府应为大学科研创造加大投入
在英国大学中，华威大学的科研实力名列第四。作为该校校长范得莱德认为，政府的重视和投入，是大学科研的有力保证。他以英国为例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在过去的几年中，英国政府为大学开展科研活动提供50亿英镑的资助，其中有一项计划就是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为大学里的学者和学生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把一些科学上的设想转变成产品，建立起一些科技企业。在对大学科研进行资助的同时，政府促进大学与大学、大学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合作，去掉那些阻碍合作的人为因素。但是，他也表示，在这些合作中政府不能变成主角。“合作必须由下至上，这样才能保证它们是真正的合作。”范得莱德这样强调。
牛津大学 麦克米伦 要建立明确的知识产权
如何保证大学科研的成果不白白流失，让前面的成果为以后的科研项目提供资金上的保证？来自名校牛津大学的麦克米伦对此深有心得，他表示，大学科研所产生的相关成果，必须在知识产权上加以明确，这些知识产权必须归学校所有，但是在利益分享和专利转让方面也需要为教员个人提供最大的空间，让学校和发明人都能在这些成果里得到回报，这样才能保证双方对大学科研的积极性。同时，他也表示，学校还应为这些专利提供孵化器。牛津大学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公司，主要任务就是将发明人和风险投资联合起来，组建一些科技公司。公司成立后，大学本身并不需要去经营或主导这些公司，而是通过股份来赚钱。
香港城大 张信刚 中国大学应倡导“挑战权威”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当过工学院院长，他认为，中国的大学如果要让自身的科研资源发挥最大效率，就必须注重科学研究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在科研上倡导一种“挑战权威”的文化。
他表示，目前，虽然中国的制造业空前强大，但这是一件让人亦喜亦忧的事情，这说明中国的企业只能在处于一个利润相对比较少的生产环节上，而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缺乏原创性的新技术和新意念。目前中国的大学在科技研发上，往往只是对已有的技术进行补充和改进。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大学里倡导一种挑战权威的气氛，因为真正具有超越意义的新技术总是在挑战权威的前提下产生的，没有对权威的挑战就不会有原创性知识的产生，对大学科研资源的调配必须在这方面进行着重考虑。
奥斯汀大学 福克纳 整合科研资源决策机制是关键
作为美国德克萨斯州“新经济”的发动机，奥斯汀大学在科研方面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该校校长福克纳表示，要整合好一所大学的科研资源，决策机制是关键。福克纳说，在任何大学里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对科研资源进行调配时，学校应把决策的权力让给那些最有天才的学者来分享，如果把他们排斥在决策之外，这样作出的决策肯定是不完美的决策。但是，同时也应防止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自私的倾向，因为所有这些参与决策的人都希望能为自己所代表的院系和课题组争取更多的资源，因此必须有一些相关的程序，来促使他们变得更加公正，如邀请一些大学外部的中立机构也参与到这个决策过程中，以加强决策权的平衡和公正。(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