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三年来，从喧嚣到平静，从概念到现实。
在这第三年中，宏观调控、央行加息，中国经济软着陆，各种看起来非WTO的因素，使得汽车、零售、银行、房地产等支柱产业动荡不安。3年前中国加入WTO时所预测的商业环境变化，先放在一边吧，在金融、电信等曾经的焦点领域，这种变化来得远没有预测的那么令人窒息。当年人们对于WTO影响的预测，似乎落空的远远比命中的多。而随着WTO后过渡期的到来，这三个字母的视觉冲击力甚至都已经开始衰减了。
但是，随着WTO越来越不引人注目，它的影响却恰恰已经在中国商业环境里悄悄弥散开来。或者说，它正在从贸易条款“溢出”为一种“大气候”——一种继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的“气候突变”。
改革开放带来了市场化，而WTO带来的是“全球化”，对于处在市场化进程“中叶”(甚至是“初叶”)的中国经济来说，WTO即便仅仅是一个多边贸易条款，但其带来的“冲断”作用却必然会影响、甚至改变整个中国商业环境和众多企业的进化轨迹，这种“冲断”的影响可能需要5年甚至10年的时候才可以凸现出来，但是在WTO第三年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而这个端倪就来自于中国的零售行业。
中国零售业的开放其实并不始于WTO。早在10年前甚至更早，就有麦德龙、万客隆、沃尔玛等外资超市分别在上海、北京和深圳开店。1998年，当商务部的调查员为中国准备加入WTO做调研时，意外地发现尽管国家真正试点审批的外资零售企业只有4家，但实际却有84个店面。而当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时，全球排名前50位的外资零售企业有一半实际上已经进入中国，其中90%是通过与地方政府的“默契”而违规进入的。
由于商业流通行业本身并不属于国家专门保护的国有垄断行业，所以WTO这三年来有关主管部门虽然依照中国加入WTO时承诺的股权比例、地域范围和经营方式逐步放开对外资零售企业的限制，但外资零售业在中国本土的活跃程度和布局的成熟度却远远超出了中国入世时承诺的时间表。
如果要评选三年来中国变化最大，争夺最激烈、同时也是外资动作最多的行业，零售业无可争辩地可以坐到榜首位置。3年的时间之内，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国际巨头加上其他海外零售企业在中国新增的店面加起来有数百家，投资额数百亿元人民币，而由于关税的下降，外资零售巨头们每年从中国市场采购回去的廉价商品更是以百亿美元计。同时由于外资的大举进入，国内的零售企业也在针锋相对地并购扩张、“组建航母”。
面对着2004年12月11日——中国承诺的对外资零售业全面开放的最后期限。作为最早完成过渡期的行业之一，中国零售行业3年来对于WTO的理解和体验，正在彰显出WTO的计划外“溢出效应”。
外资企业对于本土企业的最大影响或许不是在业务层面，而是在战略上把中国企业“撞”出了原有的思维和发展轨道。
本土企业的精神分裂
一段时间以来，绝大多数中国本土商
业零售企业都处于一种发飙般的癫狂状态。一方面是并购重组浪潮不断：2002年开始华润万佳在华南不断攻城略寨，几个月时间便要开出上千家店；2003年大连商业集团在东北并购当地数百家商业零售企业以及北京的天客隆；2004年物美收购超市发；联华携手华联、友谊股份、上海一百等组成中国零售业最大的航母——百联集团，随后百联老总王宗南提出2006年前要开6000家店的豪言。而类似2004年9月百联斥资7700万元收购河北万利福超市集团、2004年11月大商股份对石家庄北国人百集团增资控股65%这样的事件，只能归为中小并购。另一方面，不断有本土商业零售企业得以上市融资：2003年6月上海联华超市以及同年11月北京物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登陆香港主板上市，2004年北京国美香港上市以及稍后江苏苏宁电器实现国内A股上市。
内资零售企业采用资本手段实现自身扩张已经不算是新闻。而相反，如果谁只顾自身经营、小心翼翼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不并购、不重组、不扩张，反而觉得有点不正常。上海农工商超市便是这么一家在集体性精神“飙狂”中特立独行的企业——
多年以来，上海农工商超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勇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遇到上海哪里修路或者哪个住宅小区开盘，他总是找人去数一数附近车流和人流的频率。即便上海农工商并没有开新店的打算，但对于选址这一商业零售业最重要也是最难走的第一步，周勇几十年都愿意与同行分享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生意经：“便利店千万不要开在大的立交桥下面，附近路面太宽了也不行，因为这样车开的速度都太快，行人不愿意停下来进店转转。另外，超市选址千万不要在寺庙附近，一方面有风水原因，一方面去寺庙的大多数都是游客，不适合综合超市这种家庭购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