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至今头脑中对杨澜的记忆留存仍然是那个清纯的主持人，还不能把你和内容提供商，简言之就是商人联系起来。我想，人们也许更多地把你看作是阳光文化的形象大使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板。 杨澜：我没有那种老板情节，但一直追求能够长期发展。甫一做主持人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恐慌感"。主持人这个行当有某种吃"青春饭"的特征，我不想走这样的一条道路。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对本专业不能扎实地学习，不充实自己的话，前程将是短暂的。因此，我后来做制片人和编导，其实都是故意去找苦受。但做到一定的阶段，各种各样的应酬和晚会没完没了，我就觉得工作的重复性太强，老这样下去也学不到什么新东西，还不如停下来花几年时间踏踏实实完整充实自己，出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也挺苦的。我刚去的时候，有一次，我在电脑上写论文一直到凌晨两三点，当基本上完成时，结果突然死机了，所有的东西一下子都没有了，而第二天九点就要交论文。着急加上懊恼，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哭了半个小时，觉得在国内到哪儿都挺风光的，到这儿吃这么多苦，何必呢？这个形象是不是符合你们心目中的杨澜呀？但过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艰苦的时光对于人生体验特别可贵。后来做许多人物采访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道理，人容易记住艰苦的过程，而顺的事，欢乐的事则相反。人们都说，杨澜一直都挺顺的，刚毕业就进中央电视台了。其实，人生的这一课我在美国给补上了，而且恶补了3年。我在美国毕业的时候，成绩列在全年级最前面百分之五。当时那种成就感决不亚于在国内的所谓名气。
我真的不在意作什么老板，但我很喜欢在文化传播方面尽量施展我的特长，如果这必须借助一个公司，那么我就努力办好公司。这就是我主理阳光文化的出发点。
主持人：制作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纪录片，是否反映你个人的喜好？
杨澜：历史和人物传记类的节目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在过去做节目时，对这一题材特别感兴趣。过去两年中，我做人物专访比较多。但时常也觉得仅仅是采访本身并不能完全表现一个人物的风貌或者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我因此希望用更丰富的电视手段去表现。所以，去年年底从凤凰台辞职以后，我致力于在更大规模上操作这一理念，而不是个人制作的一个小作坊，制作一两档节目。
主持人：一直以来有种说法：发达国家的电视观众爱看新闻和专题片，而发展中国家的电视观众偏爱电视连续剧，比如墨西哥和中国。那么，你为什么选择人文纪录片来进入电视市场，而不是那些所谓符合中国国情的、热热闹闹的综艺节目或者电视剧？后者不是更保险吗？
杨澜：人们提到电视文化就说成是快餐文化，我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过去电视频道少，大家都要看，所以必须老少皆宜。而现在频道越来越多，再加上网络的介入，就由过去供给决定需求转为需求决定供给。观众这种由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索取者的趋势，使"电视人"的心态必须有所改变，做电视已经不再具有某种高高在上、可以安排别人的时间、培养人们欣赏习惯的职业了。现在你是满足不同观众对不同节目的需求，分工越来越细，每个节目都必须做得最好。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严肃和高雅一点的节目还是有市场有生命力的，因为观众有此需求。类似这样的节目在西方可以作为一个主题频道来播出，而且在利润和收视率方面都高过电影频道、音乐电视频道和体育频道等。
我也听西方人士说过："你们东方人就是以娱乐为主，文化和艺术自古以来就是起着娱乐的作用，没有登上大雅之堂，没有成为人们所追求所崇尚的东西。在电视上也都是反映歌舞生平的东西。"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人们对历史和人物的关注程度非常高。观众看得少，是因为电视人没做出高质量有趣味的节目，不能怪观众欣赏不了。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证明这个想法是对的。这个经验在西方能成功，在大中华地区也应该有成功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