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研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行为经济学对“完全理性假设”这一传统经济学基本假设提出了修改，而实验经济学则把实验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中，并用证伪的方法验证传统理论。据说，卡尼曼获知得奖消息后“从窗户中跳进了自己家”，这一幕我没有看到，但是我看到了另一位跳起来了的大师。考虑到我对这位大师的敬畏，恕我“不敢”写出他的名字。
他声称“时代，真的变了。新的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要求经济人理性与非经济人理性两分经济学天下，这也反映了新经济的要求。”并自作多情的把行为经济学拉进了他所创立的“非理性经济学”这一要与所谓的传统经济学“划江而治”的“新经济”学派。对于他的热情我不知道卡尼曼感受到了没有，也不知道卡尼曼会不会对他的热情回报以同样的热情。但是我却想在这里说一说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学。
新经济这个词汇，最初是来自美国。1991、1992年美国经济正处于萧条期，在1992年总统大选期间，全美景气萧条可说是布什败选、柯林顿获胜的重要因素。这股经济悲观的气象一直延续至1993年8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NBER）宣布美国经济已脱离谷底才完全去除。
在接下来不到３年的时间后，美国联邦准备体系的经济学家就对1993年美国经济难得一见的稳定成长、低物价现象喊出“新经济”口号。随着美国经济在1996年后强劲的经济成长，伴随平稳物价和逐步下降的失业率，使新经济被更多的学者及世人接受，经济学界出现发展新经济学的呼声，学者们认为旧有经济理论无法解释新经济的运作，主张有必要对原有经济理论进行根本性修正。综观新经济的引证和推理，“信息和网络科技的应用使全体经济的劳动生产力大幅提升”是核心理念，再由生产力的提升衍生高经济成长、低物价、低失业的成果。
我们知道，经济学是需要数据说话的，而新经济的“浪潮”也是从美国经济数据的优异表现开始的，但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的真相吧。2001年8月，美国劳工统计局对生产率数字的最新修整结果表明：风行一时的新经济理论是多么脆弱。首先，新统计结果向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鼓吹的新经济理论提出了质疑。格林斯潘和他的支持者们说，美国在1999-2000年间，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高速增长，这证明计算机革命为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基础。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高速增长大部分是因计算错误造成的。其次，修整后的统计结果还对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十年联邦预算盈余的结论提出了根本性的怀疑。正是在预算盈余的基础上，美国削减了1.35万亿美元的税收。第三，为什么美国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发展趋势要比几个月前的乐观估计低许多？与一些报道截然不同，美国生产率的长期增长趋势仍旧比历史上增长的最高时期低许多。劳动生产率是一个国家在单位时间内（工作小时）所产出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指标。因此，只有在每个劳动者创造更多利润和提高工资时，一个国家的企业才能创造更多财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应当是生产率与劳动力增长的总和。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Gordon的分析认为：90年代后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几乎不是计算机革命促成的，它在很大程度属于增长循环的高峰期，与过去的商业循环周期性质相同，即公司被迫雇用更多劳动力来提供生产率。统计数据为此提供了实证说明。许多人一直在说，信息技术帮助了美国企业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确实，1995-2000年，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2.9%。而1973-1995年的年均生产率增长仅为1.4%，前者比后者提高了一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虚高的主要原因是高估了电脑软件的销售额和消费者支出，事实上，实际年均劳动生产率仅比2.5%略高，即一年减少0.4个百分点。这种年均增长率的减少对经济有多大区别？回答是：区别很大，特别是考虑到时间因素。比如，90年代后期生产率增长最快，这个结果使格林斯潘和其他人相信了新经济的成熟，然而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快。因此，1999年2.6%的增长率应当调整为2.3%。2000年令人惊异的4.3%增长率使许多对新经济持怀疑态度人的转了向，也应当调整为3%。如果考虑到计算机软件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年均生产率增长的长期趋势可能还不到2%。因为现在GDP的统计将软件销售作为投资计算。经济学家指出，对计算机软件投资的折旧程度大大高于传统的设备投资。这就是说，软件投资对企业利润和营收的贡献低于传统投资，因此软件投资对工资与税收的贡献也低于传统投资。因此，如果以软件投资贬值因素来测算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那么年均增长率还应当再去除0.35个百分点，这样实际增长率是1.8%。
基于不严谨的数据得出不严谨的理论本身就是可笑的，而再把这种理论用各种手段包装起来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
新经济理论的支持者从经济成长的原动力分析得出：新经济表现的经济成长主要原因在报酬率递增、外部性、标准化及网络系统。更有激进的经济学研究人士（原谅我使用的词汇不是学者，因为有些人在我看来并不具有研究经济学的素质），如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大师，竟然号召我们要抛弃传统的经济学。我记得在《信息规则》一书的序言中，作者说“我们一直在听人说我们生活在新经济中，言下之意是我们还需要一个新经济学，一套用以指导上策略和公共政策的新理论，但是我们说，别着急，你读过关于差别定价、捆绑、价格信号、授权、锁定或网络经济学的文章吗?…我们认为,你并不需要一个全新的经济学,你只需要见识一些真正出色的东西、一些你在学习经济学时没有学到的知识。”而信息规则对上述“新理论”给予了基于传统经济学的解释。
最后，再回到诺贝尔奖，回到行为经济学，据我所知，“新经济理论”在人的自私性假设方面与传统经济学并无二致，亚当斯密指出，在许多人动机类似的环境下，人类的“自利心”可形成“驱策力”，引导人们从事社会所愿意付予酬劳的工作，但光凭自利心尚不足以维持社会的和谐运作，还需要调节器（调节机能）——竞争，此乃社会上所有成员自利冲突所造成有利于社会的结果。在“新经济理论”中里，仍然承认个人仍保有自利心，其自利驱策力导致竞争；但在形态上以合作代替竞争，合作的目的是创新，创新便是竞争力的来源，故本质上竞争仍为调节机能。而行为经济学指出的有限理性和利他倾向好像是和“新经济理论”也不一样的。
对于浮躁的网络界，我无话可说，或许这是摩尔定律带来的副产品吧，但是真心的希望披着学术外衣的人不要太喜欢激动，研究经济学是需要冷静的。由于在理论经济学方面知识的浅薄，我无法就行为经济学做更多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