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周小川：终结人民币汇率固定偏好

　　“汇率的决策是我们自主的决策。我们事先不会与别国沟通商量。”在23日的中国银行家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坚定地表示。

　　独立自主的决策

　　参加中国银行家论坛是汇改后周小川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在媒体的关注下，周小川改变了原定的银行改革演讲主题，直言“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谈汇率机制改革的话，大家也不满意”。

　　于是，促使舆论转变对汇率的思维成为周小川演讲的主线。

　　针对本报记者的提问，周小川说:“我们考虑的基点是我们改革的需要、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

　　当本报记者向周小川提问“格林斯潘认为中国不应该急于盯住一篮子货币，你认为一篮子货币机制会不会影响美国双赤字?”周小川表示:“中国此次汇率机制变动并不是盯住一篮子货币，而是参照一篮子货币，从方向来讲，人民币升值和浮动汇率的机制，有助于缓解美国双赤字。但这个帮助是非常小的，因为美国是特别大的国家，而且赤字都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相对中国经济来讲，中国经济大概是美国经济的七分之一左右，所以看这个数字，可以知道中国对美国起到的作用是比较小的。这也是格林斯潘以前所讲的，中国汇率制度的变化，对美国贸易赤字的影响并不大。但从方向上来讲不是恶化了，而是帮助了。”

　　参照系变化之因

　　“是以美元为参照、还是以一篮子货币为参照?”

　　在演讲中，周小川开宗明义，以一个例子解答了自己的设问:家里有一个孩子上学，每到期末考试，家长就问他考多少分?他说我考85分，后来你发现，其实每次考试出题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正好邻居有一个孩子，邻居孩子一贯成绩很稳定，而且水平中上，然后你就去打听，就问邻居，邻居说考90,我孩子考85,我就大概知道离中上等的成绩差多少。忽然有一天发现邻居孩子也不是那么稳定了，比如生了一场大病或者有什么事故，他考试成绩开始上下浮动，你跟他比发现又不太对了，后来你可能就想问全班考试平均分是多少，这样你反而知道在一个班级里面大概是什么情况。这就是参照系的问题。

　　以通俗的例子作为铺垫成为了周小川此次演讲的特色，然后他直奔主题:“最近这些年，我们发现美元也不是那么稳定了。”原因是欧元成了另外一个强大有代表性的货币，同时美国经济也有自身的问题，比如双赤字、经济需要调整。

　　既然美元不那么稳定、代表性也不如过去那么大，周小川认为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标尺或者参照系，对于大家进行计算各种事情都是方便的，但“万一如果没有，或者这种情况在发生变化，我们就应该考虑采取一些新方法来对自己进行调整”。

　　周小川提醒金融界和银行界适应这一变化。过去这么长时间习惯以美元作为参考点，后来发现参考点变了，变得不那么直观，而且要天天计算，这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金融界和银行界特别要适应的。他希望银行业也应该结合市场各种各样的变化，运用自己灵活调整能力应对变革。

　　企业应对之策

　　“我们应该强调企业应该具有更高的灵活调整能力。特别是中小企业。”周小川建议企业注重“态度的转变”。他欣赏企业能达到“船小掉头快”的境界。

　　周小川认为，汇率机制作为一个价值机制来讲，既是宏观经济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反映整个国际经济、贸易、资本流动客观的局面。这些客观环境的变化，也是需要企业去进行响应的。因此，周小川建议企业，在进行汇率机制改革和讨论过程当中，改变固定性的偏好。

　　从出口者来讲，比较偏重于从成本角度分析，汇率变化以后，假定销售价格不变，在固定成本情况下，盈利空间减少，甚至竞争力弱的企业从盈利就变成亏损，周小川诚恳地分析道:“这种看法和计算还是对的，但也还不够全面，这些假定条件也是可以变的。”

　　他解释汇率变化之后，出口产品尽可能调整销售价格，这也正是有序校正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需要，不见得出口总收入就会受到侵害。这里面就取决于竞争能力和竞争关系，“如果我们某一出口产品在某一市场的竞争对手是其他国家的产品，它有可能不具有价格调整的优势，可能你是由买方决定价格。但特别是有相当多的制造业产品，是有价格调整的空间，或者有很多产品是在中国厂商间的相互竞争，既然中国人民币汇率调整，导致成本折合成外币变化，对这些出口商来讲，都是等价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下，就有可能使得定价机制随之发生变化。”他表示，“定价机制还不是讲定价能力，我是想讲汇率机制一变，首先会通过商品和服务的产品定价来影响整个经济，同时也达到了调整的目的。”

　　“你更多地用传统体制下的思路指导你的计算和市场应对，还是你可以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来考虑、应对汇率变化以后带来的新变化?”周小川以此设问结束了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