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产部的有关官员明确表示，并不知道“调查”之事。记者咨询托普手机牌照租赁者——深圳托普国威电子有限公司和北京迈托普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时，该公司两位负责人均表示，信产部调查的是假冒托普手机，而非正规贴牌手机。(《每日经济新闻》4月20日)
业内人士分析，此事很可能是某些手机厂商出于生存压力，假借政府之名“借刀杀人”，逼主管部门严查痛斩手机的走私与贴牌行为。但彻查贴牌手机并非空穴来风。
3月份，在“2005中国移动产业高峰论坛”上，信产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鲁阳说，电信管理局对22个厂家的22种型号手机进行质量抽查，抽查合格率仅为63.6%。一些企业自己基本不生产手机，却将手中的牌照资源出租牟利，无牌照厂商的手机质量良莠不齐，导致严重的售后服务问题。
前几天，又从北京传来消息：信产部电信管理局召开内部通报会，南方高科、天时达、CECT等在内的4家手机企业，由于贴牌产品存在售后问题，被要求限期整改。
2004年，全国投诉统计显示，手机产品的投诉占全部投诉的12.81%。“贴牌”被认为是手机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
显然，彻查行动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并促进行业规范的形成和手机产业的良性发展。而种种迹象表明，调查事件目前迷雾重重。个中原因，利益涉及者心知肚明——千好万好的明规则撞上了深深浅浅的利益暗礁，奈何？
一个牌照本身的租用价格只有大约1000万元，而手机研发却是一项需要长时间积累、大量资金投入的系统工程，每年投入数十亿元，还不包括宣传、售后服务等相关费用。一些有牌照的厂商除了牌照之外根本没有研发、售后服务能力，而有些贴牌生产商只管制造，关心成本甚于关心品质。这种情况，绝非一家两家企业的问题。
托普手机的生产者一再强调：彻查并非针对正当的贴牌行为。而一家手机厂商的高层曾向记者明确表示：“在贴牌这个问题上，国内没有几家手机厂商是清白的。”(《新京报》4月19日)
一旦调查范围扩大，本土手机品牌多半都会受到牵连。表面冲突背后的潜利益，也将随之浮出水面。
在手机牌照实行审批制度时期，由于政府严格控制甚至停止发放手机牌照，租牌生产的情况相当普遍。尽管信产部曾连续对这一现象发出警告，称将严厉查处借牌行为，但收效甚微。受控制的手机牌照显然是稀缺资源，它的获得又是行政而非市场行为。不公开的竞争，自然会给权力带来寻租空间，严格的审批制度，也就难免遭遇利益暗礁。
而牌照资源拥有者坐收渔利，尽管其资质屡受质疑，但正如业内人士所说，信产部对市场情况并非不了解，但它又必须考虑“租牌”厂商不可小觑的背景和“公关能力”。而目前拥有牌照资源的厂商，很多都具有国有或者半国有性质，中间的利益关系很复杂。
潜利益面前，明规则的作用实在有限。手机贴牌事件不过是其中一例。
上月，颇受关注的浙江公车改革骤然叫停。有关部门对此次车改搁浅的原因讳莫如深，“车改最大的阻力往往来自单位的一把手，因为这种改革触动的恰恰是一把手的既得利益”的说法，却耐人寻味。
车改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用清晰明白的货币补贴替代先前含糊不明的公车使用。尽管“车贴”数额不菲，有的甚至是工资的10倍，却依然无法让利益既得者们满意。原因之一，就是明面儿上的利益远远小于看不见的潜利益。
彻查贴牌手机亦如此。手机牌照的审批制度是明规则；整顿市场、保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手机产业发展，也是明规则，但这些清晰明白的规则在各种各样的潜利益面前，只能变得说不清道不明。
由此也就明白，为什么“检查常有，基本上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