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1、30:86，这是2003年和2004年间，北京和上海拥有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的数量之比。
当英特尔把旗下五大事业部之一的全球总部搬来上海，当IBM先后把系统与技术部(STG)亚太区总部、零售商店解决方案部亚太总部搬来上海，当戴尔把亚太运营中心搬来上海，以及当宏碁、AT&T、索尼、飞利浦、巴斯夫和杜邦等“全球500强”，把区域总部先后从国内外其他各地迁来上海的时候，所有事实都明确无误地传递着一个信息:这座城市的“总部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上海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总部之都”带来的惬意。
“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上海。”如果前几年还有人对此说法深表怀疑，现在去上海看看新出现的现代化楼群和川流不息的车河，没有人会再怀疑这座城市的光明前景了。而上海港作为世界第二大海港(世界第三大集装箱港)的事实证明，以内陆市场为腹地的上海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了一体。此外，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第二总部在上海的成立，更为它积极面向全球开放市场门户创造了更有利的金融条件。
和上海相比，在国内最早提出打造“总部经济”的是北京。因为特定的因素，北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领先优势。世易时移，上海的强劲发展和北京的相对温和造成了两者新近出现了换位。
是什么让上海在短时间内发生这样大的剧变，上海有哪些独具优势让见多识广的跨国公司也无法抵挡;北京又为什么在一度高速的发展中慢了下来?
欲破解上述经济谜题，我们只有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才有可能找到一个稍微清晰的答案，也只有当中国经济发展到需要“全球之手”来调控“中国之手”，需要“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相互协调整合的时候，答案才会变得清晰起来。
不能忘却的是，讨论上海和北京“总部经济”的此消彼长，其实也是在观察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产业格局的变迁。
滚滚黄浦江，悠扬的汽笛声透射出一座城市的经济活力。横卧黄浦江两岸的上海——中国的经济之都再度呈现出簇新的繁荣。
随着4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上海进一步加快速度驶入全球经济的快车道，这座被公认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内地城市，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前来考察、投资、建总部。
上海是强势中国的一个缩影。当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纷纷在内地设立区域总部之后，“总部经济”概念也就在众多城市中蔓延开去。
“总部经济”是最近几年在发达国家大城市圈中兴起的新经济形态，长期受到支持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们青睐。它是在2003年为中国业界接受并被引入的“舶来品”。
根据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北京市社科院赵弘研究员提出的发展“总部经济”6要素(高素质的人力和科研教育资源、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交通运输网络设施、便捷的信息获取以及良好的异地沟通信息通道、在基础性资源条件方面同周边地区形成较大的差异、良好高效的法律制度环境和多元文化氛围、围绕总部服务的专业化服务支撑体系)来看，在中国诸多大中城市中，只有北京和上海优势明显。
按理说，“总部经济”的效应应当在中国的三大经济圈(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经济圈、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和以北京为首的环渤海经济圈)中展开，但经过10余年的区域新经济竞争，无论观念还是实践，珠三角经济圈因为产业换代而辉煌难续，环渤海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则随着新兴产业的不断迁入而发展强劲。
美国《财富》杂志的调查显示，全球4万多家跨国公司中，92%以上的企业将考虑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其中首选上海和北京的比例合计高达45%。
观察跨国公司已在华设立的区域性总部的位置可以发现如下规律:对政策依赖度较大的IT、通讯类企业选择北京作为总部依托;而对市场依赖程度大的制造、金融和商业等传统产业的企业更青睐上海。
跨国公司的分布属性几乎可以用楚河汉界形容。但在2004年后，随着一些IT、通讯类企业全球战略向上海转移，楚汉之界变得模糊起来，两座城市拥有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的数量呈现出换位之势。继北京之后，上海开始确立中国新的“总部之都”形象。
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北京和上海拥有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的数量都不多，北京略占上风。在上海成功举办2001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以及取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承办权后，跨国公司开始全面重视它的全球经济地位。因此，北京和上海随后的发展情形出现变化:2003年，上海跨国公司区域总部数量全面超越北京。该年，北京的相关数字是24，上海是41;次年，前者逼近30，后者超过86;2005年，根据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统计，截止6月底，经上海市政府认定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累计已达104家，其中包括33家“全球500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