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的农民拿到一张打工证，但能否凭这张打工证在城里发财致富，还要打个问号。
农民合法进城，需要一张“打工证”；前一段时间，求职者热衷考“证”，微软、思科、Oracle，不管什么证书，拿下来似乎就离理想职业近了一步；企业也加入了“证书崇拜”的大军，津津乐道自己通过了什么洋认证，拿到了哪种洋证书。
最新在圈子里时兴的是软件企业的CMM认证。
1999年7月6日，当北京鼎新信息系统开发有限公司成为中国首家通过CMM2级评估的软件企业时，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CMM是什么东西，也没有人知道北京鼎新到底是干什么的。
到2002年6月26日的中国软件博览会上，北京软件促进中心分别给予国内首批CMM主任评估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周伯生和吴超英各10万元的奖励。这给国内CMM热又添了一把火，让所有与软件沾边的人都知道了CMM。
国内的CMM认证迅速蹿红，尽管现在通过CMM认证的企业还比较少，除了摩托罗拉中国软件中心通过CMM5级，华为印度研究所通过CMM4级之外，国内通过CMM3级的有3家，通过CMM2级的有20家左右，但是，据一些进行CMM培训的公司介绍，只要能请到老师，CMM培训是办一期火一期。
回头看看CMM认证在全世界的发展，截至2001年10月底，全世界通过CMM4级认证的组织有73家，通过CMM5级认证的有59家。在这总共139家组织当中，美国占59家，印度占72家，其他国家总共占8家。
美国当之无愧是软件大国，但是如果将印度当作软件大国，很多人则会提出异议。众所周知，世界上真正著名的软件公司名单里面，根本没有印度软件企业的影子。
其实，CMM——由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软件工程协会（SEI）搞出来的这个能力成熟度模型，除了在美国企业中有一定的追随者之外，只有美国的主要软件加工基地——印度才将其奉若神明。
印度之所以能有这么多企业加入CMM的阵营，也与它们的发展模式有关：只有通过美国人规定的CMM认证，美国的软件企业才可能对印度的软件加工厂进行远程质量控制，其代理加工的软件才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而我国的软件企业，在自我生存和发展还没有保证的情况下，花费大量资金、人力去搞CMM认证是否值得？对此，业内一些人士也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在经历过ISO9000认证泛滥之痛以后，大家在又一轮认证热起来时，需要冷静分析：是否所有的软件企业都要用CMM的标准来衡量？
企业要通过CMM认证，投入的时间、精力、资金都非同寻常。仅以资金为例，5万美元的评估费用只是花钱最少的部分，另外还要请咨询公司进行咨询与培训，而无形的投入（企业改变管理方式带来的费用、员工为学习CMM花费掉的时间以及为编写文档而花费的精力等）才是最大的一笔投资。以东软为例，据估计，所有无形与有形的投入加起来超过了1000万元。这对一些小企业来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这张证书并非终身有效，每过一年半就得重新接受评估。
因此，企业在决定通过CMM之前必须想清楚，是否有足够能力承担这笔费用。对于很多资金少、规模小、没有通过把握的企业来说，应该先听一些项目管理、软件工程、测试等方面的课程，学习CMM的思想，找到自己的问题。当有改变的欲望及能力的时候，再去通过CMM认证。
如果企业的发展目标立足本土市场，开发大多在本地，则加强开发质量管理的途径并不是只有CMM一个。而如果发展的方向是学习印度，搞软件加工，则必须迈过CMM3资质这个门坎。
通过CMM认证，也只能说在过去某个阶段软件的开发过程比较规范，但是要说该公司的软件开发水平有多高、软件产品有多好，还需要市场的检验。ISO9000也好，CMM认证也好，就像抽奖时的公证一样，只对过程负责，不对设计和结果负责。国内有 些通过CMM认证的企业在市场上并没有什么建树，也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软件委托加工是在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网络泡沫飞速扩张的时候，美国软件企业为降低开发成本而选择的道路。现在整个形势大变，过去给八九万美元年薪都不见得有人干的软件工程师，现在只需四五万美元就可以雇到一个高手。当程序员的工资已经与餐馆洗碗工的收入相当的时候，美国的软件企业是否还愿意将大量的开发资金投到海外，也很值得探讨。
CMM在特定的环境中有其自身的价值，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与把软件企业搞好绝无因果关系。“一窝蜂”是中国的传统，而对洋证书的崇拜则更能体现国人的心态。应该承认，洋人在标准制定上比我们技高一筹，但是拥有了洋证书，并不代表就真正能站在国际起跑线上。对于某些企业来说，通过了ISO9000、CMM认证，照样还得为生计发愁。而江浙一带的农民企业家并不懂什么国际化管理，但照样能将自己的产品打到国际市场。
所以，通过CMM或其他什么资质认证的企业，就如同一个农民进城拿到了一张打工证，至于水平有多高，是否能凭这张打工证在城里发财致富，还要打一个问号，特别是在城里经济并不景气、有很多下岗职工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