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世人皆知的“视窗操作系统”外,“世界首富”、“反托拉斯”等让人神经受刺激的字眼与微软也紧紧地行影相随,致使微软一次次地站在产业的风口浪尖之上。而微软中国公司,更是全球的敏感区域,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微软的销售额却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微软并没有获得大家的同情,相反的,维纳斯计划、亚都事件一次次地把微软抛向了中国公众的对立面,另外,微软中国公司高层领导走马灯似的换人,也给人们留下了充分想象的空间,“与政府关系不良、消极的投资态度、不精通中国文化精髓”等等评价也随之而出。微软中国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果真如此吗!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或许会有另一种思维,微软中国高层领导的频繁变动,不正体现了微软中国一种求变的决心吗?微软中国其实也想变,但微软会怎样去变呢?我们或许能从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新任总裁唐峻的话中找到答案
 
 
五年之后的营业额达到10亿美元

胡延平:业界有这么一种说法,微软中国总裁这个职位是“烫手山芋”,因为微软中国在整个微软的表现并不出色,也一直没有很大的突破,大家都很关心微软总部有没有让您立下“军令状”?

唐骏:目前微软中国的增长速度每个季度都是在30%以上,这也是为什么我有信心在未来的三到五年达到50%左右的增长率的原因。中国的GDP增长率是全球最高的,因此大环境对我们很有利,我想,再增长20%到30%不会很困难。全球微软有将近60家分公司,50%的增长率可以使中国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我还有一个期望,希望五年之后,中国地区的营业额超级增长,达到10亿美元,看起来有点吓人。先不看绝对值,如果在未来三到五年中确实能按照40%~50%的速度增长,这个数值看起来就不会是一个狂想。

胡延平:这个“狂想”听起来很吸引人,就目前来看,您觉得增长点主要在哪里?

唐骏:比如在电子政务,去年这个领域的投资不少,今后几年,这个领域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因为是政府的信息化,全国各省市的投入都很积极。另外,随着企业信息化的加速发展,我们也将大大获益,企业信息化不管是前端的还是后台的设备,大部分都在使用微软的产品。

胡延平:在销售策略上,比如针对合作伙伴或者代理商,是不是有一些新计划出台?

唐骏:我有很多的想法。首先,需要改变微软中国公司的模式。比如,把微软的业务模式定位在与合作伙伴的共同发展上,利润空间将更多的留给我们的合作伙伴,而通过他们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大的扩展利润空间。由他们在市场上面对面的跟客户交往,直接与客户沟通,而不是我们来单打独斗。过去的模式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方式,看见好的就去做,缺乏很高的积极性。拥有的合作伙伴也不多,可能也就是200家左右,现在我们将把200家变成2000家,这是策略上的一个变化;其次,我们可以帮助中国,一起把整个软件产业做大,饼做大了即使占有率不变市场也是增长了。按目前的软件需求分析,中国软件产业未来三到五年的增长很可观,再加上知识产权保护被日益重视,大环境将会变得越来越好;另外,我们将改变并增加中国的布局。今年的销售人员会增长30%~40%,这使得销售人员的数量在微软中国的历史上达到最多。分公司,除了北京、广州、上海,一年之后将增加为五家,一年半以后将增加到八家。这是微软从来没做过的。我们还有一个“春耕计划”,计划在中国地区真正的去扶持2500家合作伙伴、代营商。每一个层次都有不同的渠道培养、培训和扶持,并有不同的计划。比如培训方面,我们要在未来的一年里在全国100个城市培养10000个微软的合作伙伴,让他们懂得微软的产品、微软的销售模式和如何与应用结合等等,跟所谓的简单“让利”完全不同。

胡延平:微软的销售结构包括前端产品和后台产品两部分,它们各自的销售情况如何,微软中国比较全球60个地区,在哪些产品市场领域上排名比较靠前?

唐骏:目前后台产品的销量几乎占到我们公司40%左右。原来的印象中,大家可能认为微软只是一个前端系统供应商,其实我们的业务模式已经发生改变,有很多的数据库、服务器,信息系统如电子邮件系统,这些系统的上升速度比较明显。不像美国市场,后台的增长与前端相关,与PC的增长有关。市场排名上,我们还没有做到第一,包括在亚洲地区,印度和韩国的增长也还不错,中国的增长与他们在同一个水平,只是我们不会超过他们很多,也不会低很多。

微软要适应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市场

胡延平:我们的确感觉到微软在市场、在开发等各方面都很有优势,不过,整个微软的企业组织结构似乎垂直性比较强。另外,微软总部对中国市场是不是也这么重视,包括愿意投入人力和资金支持?

唐骏:其实微软总部把中国看得非常非常重要。至于组织结构,并没有很强的垂直性。因为我就任之后,所拥有的权限,从法律、政府关系、媒体、人力资源等等各方面都获得了很好的支持,与我相关的业务部门现在都向我直接汇报,涉及到微软在中国业务的所有的权限我都拥有,可以说比较完整,甚至包括产品的定位,我的责权范围比以前扩大了,从我这个位置上能体现出来总部的重视程度,另外,你可以看到微软在中国的投入,研究院、研发中心、技术中心,微软的60家分公司中,只有在中国才这么做。微软总部是非常看好中国的,本月的26日,微软CEO鲍尔默访华,届时会宣布一个比较重大的关于中国的投资设想。

像今年上半年成立的两个合资公司,中关村科技企业和上海微创就只是针对中国部署的。一般企业合资的目的有两个,第一,通过风险投资得到高额的回报。微软现在还不需要通过风险投资来获得回报,因为我们的利润空间还很大。第二是自己没有能力来管理。如果微软在中国有20家子公司,至少需要20人任董事长,或者是副董事长的人,这些人会把我们的组织力都分散掉。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微软不会与本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这一次,在中国,我们却这样做了,但求的不是回报,求的是能够开发一个产业,把这个产业做起来。

胡延平:微软进入中国的这些年,好象一直在摸索发展之路,从您的角度看,现在是不是有一条比较清晰的路线了?

唐骏:微软的过去几年一直在摸索,包括怎么样处理与中国公众、政府的关系及业务模式等等。我的前任在他们的工作当中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做过一些调整,其实到今天我还在摸索,但是方向已经比较明确了,未来五年都将按照这个方向走。虽然我来到北京刚只一个月,毕竟我在微软呆了4、5年,整体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前进的过程之中我还会做一些调整,不可能一点都不改变。微软要在中国做好业务,我认为首先要适合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国情,这是我的大方向。微软中国以前的一些策略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不仅这么对下属讲,包括对我的总部也是这么说的。今天我们谈到微软的路线,我的想法是微软要适应中国,而不是让中国去适应微软。如果让中国去适应微软,微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去适应一个公司呢?

专属中国的“先给予”策略

胡延平:实际上微软的这种做法代表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的一些东西,从适应或者被适应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意味着让一种相对先进的管理去适应落后的管理?

唐骏:微软的管理理念不会完全带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管理理念,中国有国营企业,显然,也不可能用国营企业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微软中国。毕竟微软有自己的核心文化理念:做事公平、互相尊重、有激情,核心文化不能变,包括对员工的要求、核心价值观、核心文化观,而我们只是在做事方式上更多的去适应中国的国情,这是我们要改变的。

胡延平:具体到政府关系呢?

唐骏:在这之前,我们也在做政府关系,其实我们跟政府的关系,比一般人想象得好。我们,包括我的前任跟政府的主管部门,像科技部、信息产业部、北京市政府,还有一些相关的部门有过很多的合作,以后还要加大力度,要做得更有吸引力,形成一种更紧密的关系。当然我们更多的是充当学生的角色。最近,我们会有一个与政府合作的大项目,这是我们总结一年以来的经验的结果。形象地说是一种“先给予”,那种层次比较低的把产品低价销售给政府部门的方法,并不包含在我们所说的“先给予”的策略中。

胡延平:说到“先给予”的策略,有一个说法不知道准确不准确,曾经有一个学者说微软一直以来在中国这个市场都是不赢利的,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唐骏:现在已经盈利了,我可以告诉你,应该从两年以前,我们就不亏损了。每年我们都在增长,盈利还在不断地增加。在政府方面,现在我们还没有谈到盈利。其实,我们在政府采购方面一直有项目,只是不会用来炒作,像北京社保局、北京网上审定系统等。

微软不会抢合作伙伴的饭碗

胡延平:您刚才提到后端产品在中国的增长率非常快,根据公布的数据,Oracle、IBM的后端产品销售额都很高,尤其是Oracle的,相比于他们,微软的产品如何?

唐骏:从整体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Oracle的程度,Oracle所占有的比例确实较高,而且高很多,我不得不承认。但是我们的Server超过了Oracle。但是Oracle的高销售额并不表示它拥有更多的用户,Oracle的一套系统可能需要几十万元,而我们可能只是一万五、两万。因为微软的销售模式是以用户数来取胜。其实我们也做过测试,我们的产品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胡延平:Oracle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就是把他的数据库产品和数据库应用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您怎么看待这个策略?

唐骏:我先不评论Oracle的做法好不好。微软没有自己的ERP、CRM,Oracle有自己的ERP、CRM,这样的做法,意味着连合作伙伴的饭都一块吃了,我们不是没看到这个饭很好吃,但是我们不去吃,这是为什么?我们的道理是同合作伙伴一起来做微软的生意,而不是微软独自去做,这其实是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的问题,我想也是微软能做得那么大的原因。

防止盗版主要还是靠教育

胡延平:微软与盗版之间一度有许多传言,甚至有评论说您的前任主要的工作是打击盗版,您对盗版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唐骏:我的理念是,反盗版更多是要依靠教育,这个教育还不是让微软去教育,我觉得现在政府的教育力度已经很大了,并且力度还在不断地加强。从一个产业结构的角度去看,中国的软件可以比印度高出五倍,今天我们却没有做到。为什么?是因为整个软件业还没有起来。核心的问题可能包括一大堆的管理问题、能源问题、市场问题等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用户只盗微软的软件,盗版不光使微软受到了损害,实际上微软中国在微软全球所占的份额还不到6%,对于微软来说不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中小企业,如果损失了100万,那么这个企业就可能生存不下去了,中国软件业没有腾飞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盗版问题。

胡延平:也就是说,微软的态度是以教育为主?

唐骏:更多是依靠教育,现在一讲到盗版,好像微软在抓盗版,微软并没有在抓盗版,包括我的前任也没有。

胡延平:以前曾经有过关于微软警告某些企业不要盗版的报道。

唐骏: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现象,比如说把盗版变成了一种商业模式,我们会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像某些商家为用户安装机器预装软件时,并没有购买微软的产品,却安装了Windows98并卖给用户,还收取Windows98的费用,用户自己并不知道是盗版的,而商家却获得了不该有的利益,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是要坚决惩治的,见一个打一个。

微软的角色是孵化国内软件企业

胡延平:很多人总是不自觉的拿中国软件业与印度软件业进行比较,以至于软件强国印度已经成为中国软件业的“痛苦”来源,您认为中国是否应该追寻印度的脚步?

唐骏:中国软件业与印度软件业结构不一样,其实双方软件业的整体产值基本上一样。中国做应用软件,印度做软件外包,印度的外包量是我们的几十倍,从应用的角度看,印度工业不发达,行业也不发达,对应用软件的需求很小。但是有一点,中国可以学习印度,印度却学不了中国。我觉得中国的软件最根本的立足点还是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空间很大,中国的行业模式做得也不错,未来的几年,中国软件业至少有5倍到10倍的发展空间。中国已经开发了很多软件出来,这是最大的优势所在。除了应用软件,外包也是一个可以走的方向。如果有这个实力,不妨做外包的业务,这两个并不矛盾。

胡延平:您认为在中国的软件行业发展的道路上,微软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唐骏:我们自己觉得微软算是比较成功的企业,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比如,市场方面的、技术开发的、管理方面的等等,可能有其他企业所没有的。微软应该帮助中国本土的软件企业去发展。一是人员的培训管理,国内的软件公司缺乏有效的管理,缺少两个层次上的管理,第一层次是领军人物,比如用友王文京、金蝶的徐少春,既懂得软件行业,又善于抓住机会。这样的领军人物在中国很缺乏,如果多一些这样的领军人物,中国的软件就真的起来了。从微软的角度,更多的是在第二层次,即项目管理经理,我们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其二,有了人才,有了技术,还要有市场。我们需要与中国的软件企业共同做这个市场,微软的强项就是技术市场。国内做软件的人,要么只懂技术,要么只懂市场。像比尔·盖茨这样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人很少。两个方面都要加强,我们会通过一些市场活动来带动他们,帮助他们,孵化他们。

刚才是从广度方面。深度方面,将来我们有可能一家一家地帮助他们发展,比如说中关村科技企业,我们认为他缺的是管理技术,缺的是培养高科技软件人员的高素质、规范化的管理,缺少一定的市场定位。上海微创则是做外包,我们过去从来不做外包,如果成功了,一个产业就形成了,大家就可以按照这个模式去做。除此之外,我们还可能做行业应用软件,并不是同一个行业做同样的事情这个概念,我们是希望在每个行业里,每个企业里做的都是不同的事情。